但是，由于在８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未能纠正原来的错误理论，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上，以及怎样看待原来前17年教育路线“两个估计”等问题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争论不休。

结果会期一拖再拖，从仲夏到中秋，总是议而不决。

很多代表私下认为，应该恢复高考，但也有一些人总是不能从旧框框里跳出来。不知从何时起，会上就流传开一首打油诗：

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

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终不开。

这次会议上的最大的障碍和阻力，就是1971年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上通过的《纪要》，由于是毛泽东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的，“推荐上大学”这种招生办法就成了金科玉律。

于是，时任《人民日报》社记者的穆扬，找到驻会的教育部副部长雍文涛，因为雍文涛的思想比较开放。

穆扬对雍文涛说：“照这个样子，会议开不下去，我想写个内参给中央。”

雍文涛说：“你要想写，可以写。”

于是，在９月３日下午，穆扬请６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会议的同志，到驻会的房间里座谈。他们整整谈了一个下午。

座谈会之后，穆扬连夜将大家的意见进行整理，并写成内参，又逐字逐句地斟酌好几遍。

至于座谈记录，穆扬也保留着。他当时想着，万一以后出什么事，还可以留着备用。

9月15日，人民日报社将穆扬写的座谈记录，以《情况汇编》的方式报送中央。题目是：《全教会〈纪要〉是怎么产生的？》，全文有2600多字。

内参指出，“两个估计”至今还是调动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性的极大障碍。内参中还披露了“两个估计”出笼的背景。

在穆扬召集的这次座谈会上，有些同志谈到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前，“四人帮”在上海开了座谈会，定下了会议的基调。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展开“大批判”，以徐景贤、徐海涛为代表的上海组，搜集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材料，把教育战线的17年说得一团漆黑，使整个会议的气氛形成了只能说17年坏，不能说17年半句好话的局面……

后来，会议《纪要》起草工作由迟群亲自挂帅，他一开始就坚持把17年来教育战线是“黑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意思写进《纪要》。

清华大学的何东昌对此有不同看法，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因而被迫退出起草小组。

在看到特刊《情况汇编》之后，在9月19日，邓小平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进行谈话。

邓小平严肃提出：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