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棉被，那个真没有！只有到冬天才会发棉花票，每人才几两，攒好几年也出不了一床被子！

在往下就不能算是结婚了，当时许多家庭不够吃，特别是儿子多的家庭，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不是一句玩笑话，缺油少盐，就靠一点点粗粮，孩子饿的嗷嗷叫，只能把家里稍大一点的女儿送人！打听谁家没有媳妇，找几个街坊作证，去家一看挂在房梁下的篮子里有吃的，把女儿往别人家一放，说我女儿给你家做媳妇，别饿着孩子就行，说完哭着就跑了。

那时他们父母的心里也是难受着嘞！把自家的姑娘，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一样的存在，是个人都受不了，但是，没办法只是为了让孩子活下去！

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你拿东西出来浪，和找死没有区别！

一定苟起来等稳定了，想自己发展也好，用从商城买出来的技术，支援国家也好，都需要一个平稳的环境。一个人想改变历史的洪流，无疑是螳臂当车！

既然要苟起来，那首先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放放映员的工作，本身并不轻松。在厂子里放映，没有外快。

下乡去放映。完全要靠自己背着100多斤的设备步行前往。

运气好的话去的时候，你能搭上。往村里走的牛车呀！驴车呀，搭乘一段运气不好，你只能背着走，匀速一个小时走十里路。一般下乡都是三四十里。甚至四五十里开外。全靠自个在路上步行，遇上稍远一点儿的村，大半天你都需要自己在路上走！

毫不夸张地说，60年代，“大夏”许多地方的农民在看电影时，如同封建王朝的百姓看西洋景一样，太多东西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事实际上，“大夏”成立以后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整个“大夏”就是一所大的学校，农民群众是学生，露天电影是课本，电影放映员是老师，指导农民理解“大夏”的政策，带农民了解外面的世界，是某些领域上的“人民教师”。

当那些宣传主旋律的影片在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开演时，全国人民的心都聚在了一起——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现实情形是，90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之广，必然带来很多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各个地方文化、语言、风俗等等的巨大差异。放映员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观众能看懂”。

放老片子的时候还好，下面有看过会已一种炫耀的方式，替你解说，新片放映员必须要亲自解说，保证老百姓能够看得懂，能理解“大夏”宣传的核心理念。

出现这个的情况是要背处分的！

四九城附近还好点，其他地方的放映员为便于农民接受，一听就懂，放映员还要学习和使用当地的方言土语，如把上工叫做“干活”，小孩叫“崽”，怕伤情面得罪人叫“掉脸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