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妈妈，”我叹了口气，知道她只是在检查我，以确保我完好无损。

“你感觉如何？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我很好。”

“工作怎么样？你还有工作，对吧？”

我又吸了一口气，喃喃地说：“是的。”

这是她每天问的问题。每天提醒我不要想着辞职。

“听着，”她接着说，“你和艾达这个周末要干什么？”

我爸爸的哥哥艾伯特住在雾蒙蒙的OG省海岸的一大片海滨土地上，由于离我们很近，我们经常开车去看他。他离了婚，和他的双胞胎儿子马修和托尼单独住在一起，他们是两个19岁的捣蛋鬼。

如果我不去海边，我就只能一个人坐在家里，进行一场“迷失”的马拉松，在我告诉她我会去那儿挂电话后，我躺在长椅上，阳光温暖着我的栗色紧身裤，半心半意地啃着切好的蔬菜。

我看了看附近的一辆赛百味汽车，差点被一艘融化的熏肉潜艇的呼唤淹没了，但还是拒绝了。阳光在我的鼻子上挑逗着雀斑，微风吹拂着我的头发，使我能看到黑色头发中的紫色。

我想待在外面，周围都是古雅的建筑，金黄色的绿树，熙熙攘攘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比我精彩，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这最后的夏日阳光能永远持续下去。但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值班。

我走进大厅等电梯，当我站在又冷又硬的瓷砖上时，我感觉有人在我身后。奇怪的是，我进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任何人，也没有听到门在我身后开或关的声音。我想起了我做的梦。突然，我莫名其妙地感到害怕，我犹豫了一下。

在我的“过度活跃的想象力”中，我想我会看到一些可怕的东西，但我还是做了，实际上，有个人坐在白色的休息室沙发上。这是一位老妇人，她看起来像是在竭尽全力成为一位年轻女士。

她一定有八十多岁了，穿着一件红色塔夫绸连衣裙，上面点缀着很小的彩妆，脸上还抹着古怪的化妆品。她夸张地涂了紫色的眼线笔，涂了睫毛膏的睫毛，在下垂的颧骨上抹了一抹橙色，最令人不安的是，她的嘴唇和牙齿上各有一半是红色的唇膏。

她坐在那儿对着我笑。我试图掩饰我的震惊——当我进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看不见这件作品的——在迅速转身之前，我给了她一个微笑。电梯门终于打开了，我松了一口气，我快步走了进去，在按下关门按钮之前按了一下。

门关上时，我抬头看着她。她一如既往地一动不动，那张像疯子一样的咧嘴一笑，仍然横在脸上。她的眼睛白而不眨，和她的微笑不相配。门关上了，我松了一口气，我真的有点发抖。

这种可怕的感觉又持续了五分钟，直到我戴上耳机，每天接二连三的粗鲁电话和不耐烦的来访者把这一幕从我脑海中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