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源学通常很少能译解现代名词的涵义，而对烙印（stigma）这个词则不尽然。从希腊人开始，烙印指的是“打上标记或烙上火印”——在公众中羞辱人的印记。戈夫曼谈论烙印的著作用于慢性疾痛倒是十分恰当、中肯，他说：“记号被刻入或烙进人体，以告示天下，这个带记号的人是个奴隶，是个犯人或是个叛徒——一个有污点的人，按照仪式被打上瑕疵记号，人们必须避而远之，特别是在公共场所。”（1963，1）在这个词的背后意义中，包括宗教涵义的烙印，即所谓上帝恩赐的肉体记号，也包括医学的定义，那就是疾病的标记，可见的病理烙印（例如，特殊形态的皮疹意味着出天花）。最后，烙印的涵义改变成指身体残缺不全、有瑕疵或丑陋斑点的人。戈夫曼（1963，2）指出，越是近代，烙印的涵义越偏向于耻辱，而非实际的肉体印记。这种涵义的改变，是西方社会中心理-生理经验更趋于一般化过程的一个实例。在此过程中，痛苦的征候，以及其他人类曾经经历的肉体上的问题，变成了精神上的。

如果烙印的缘由是公开可见的，那么这烙印就是“非常丢脸”的；如果那缘由是隐蔽不为人所见的，那么这烙印就会致使其人“丢脸”。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它都会被内化为“玷污的明证”，使人感觉到次人一等、受鄙视、不正常、羞耻地与众不同（Goffman，1963，3）。戈夫曼还指出：“有特定烙印的人，往往对他们的困境有相似的认识经验，对自己的看法也有相同的转变——一种相同的‘道德经历’。”（1963，32）他认为，结肠造口术、脑中风、癫痫、智障、破相更兼残障等，会引起外貌、自我形象上的问题，造成坦诚与合乎礼仪之间的冲突。

疾病强行使患者打上不切实的文化意义印记，这种对人的羞辱，与海丝特·白兰佩戴的红字[1]、缝在纳粹集中营犯人衣袖上的黄色的大卫之星，或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在群众批斗大会上，知识分子被迫戴上的圆锥形高帽子如出一辙。也许在古希腊文中，烙印，是实际地在皮肤上刻画印记的意思，就如麻风病人塌陷的鼻梁，残缺的四肢，是极不名誉的疾病的活图像。毁损的面容、畸形的肢体、鲜明的精神病怪异行为都会成为患者的烙印，因为它们打破了所谓可接受的外表仪容和行为的文化传统底线，形成所谓丑陋的、可怕的、异己的，或非人的，等其他文化范畴。

烙印往往带有宗教意义——承受折磨被视为是因为有罪或是邪恶的——或者是因为软弱和不光彩的道德意义。因此，带有烙印的人被认为是异类，他们的人格外貌属性，被认为是与他们所在的群体所看重的属性相违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烙印有助于说明这个群体的社会特征。在某些社会中，疾痛的文化标签带给患者的耻辱烙印非常强大，会影响他们的所有社会关系，甚至可能被放逐：麻风病就是一例。在印度乡下，麻风病患者甚至比贱民更让人避之唯恐不及；艾滋病在今日之北美亦是如此；在中国，精神病的耻辱烙印是那么厉害，它不仅烙在严重的精神病人身上，还使整个家族蒙上耻辱。一般来说，传统的中国人认为，如果一个人得了精神病，那他/她的祖先无疑有问题，而他/她的兄弟姐妹也同样脱不了干系，得分担这个家族的道德污点，而他/她的后裔也有一定的危险。因此，媒婆应该将精神病人的兄弟姐妹和后代排除在相亲候选人之外。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欧洲，智障、癫痫、精神病被认为是“低级进化层”的家族一代一代地遗传下来的一种退化特性，优生“科学”企图阻止他们的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