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经建会”召开“咨询委员会议”，针对中共经济体制改革对台湾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研讨”。与会者认为，中共经济体制改革，“在短期内”对台湾的影响“不会显著”，“长期而言则有不利之影响，值得注意”。而“长期影响”含有“直接与间接两方面意义”。就直接而言，“传统性工业产品出口”，对台湾“竞争压力很大”，尤其是台湾“工业升级缓慢之际”；间接方面，对台湾“不利”的是：“中共经济体制的改革，将引起西方兴趣，并赢得好感，可能对中共会给予更多的帮助”。

“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凯，10月29日在《自立晚报》发表文章说，中共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概略的视为中共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在精神上”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延续与扩大”。

美国印地安那博尔大学经济系教授郑竹园，11月3日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中共城市经济改革的构想及阻力》的文章说：“这次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城市经济改革方案，是1978年进行农村包产到户后最重要的措施。其影响不限于2亿城市人口。对整个大陆经济，将有决定性关系”。

“从理论层次看，这些改革，都企图吸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点”，“来矫正计划经济的弊端”。文章说，中共这次改革也“将面临一连串的棘手问题”，“如今要运用优胜败劣的市场抉择，来决定工资与就业”，必然要遇到一些困难。

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后，台湾主要报纸普遍对大陆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报道，有的转自外电，有的发表了自己的消息、社论。这些文章毁誉俱有，但都承认大陆农村改革的成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改革将解放经济活力。

《台湾新生报》以《中共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题发表社论说，“近来，中共当局认清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不能只依靠体力劳动者、落后的小生产方式和低水平的经营管理，而更要依靠精密的管理技术和脑力劳动者。由此可见，中共之‘城市经济改革’旨在使其经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而在不违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力求增加生产”。

《中国时报》的社论说，“这次城市经济改革并无新奇之处，只是继续过去的路线予以扩大和加强，但扩大和加强的程度相当之大”，“证明中共过去的改革有相当的效果，值得继续与强化”。

《中国时报》的社论还说，“在非农业部门，或城市部门，或工商业部门进行改革”，情形比农村“复杂得多”，“中共了解这一点，其进行的改革极为谨慎，可说步步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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